清代玉器的光亮效果与玉器的前期磨製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当清代玉器成形以后，总体光亮度已有很大提高。由于抛光材料细腻，经抛光以后玉器总体光亮适中，很少发现玉表面有划痕现象，并且玉器的图案纹饰仍保持前期磨製的清晰效果。

　　现代仿品在前期磨製过程中，总体粗糙，光亮度差。为了达到高光亮度，就需要较长时间的强化抛光。虽然光亮度有了提高，但是由于强化抛光，致使玉器图案、纹饰受损，甚至造成精细纹饰模糊不清。有透雕工艺的玉器内壁较粗糙无法进行有效的抛光，造成各部位光亮产生误差。现代製玉採取高效率、高精度加工，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工艺缺陷是很难克服和补救的。

　　唐代玉器既没有如汉代的那种玻璃光泽，也没有明代的那种亮光，而是打磨出一种哑光，这种光泽，并不能将玉质的温润表现出来，与清中期的那种蜡光不能同日而语。也就是说，唐代玉器的磨光技术并不出类拔萃，有些仿品在此环节上容易过头。

　　宋代玉器的抛光技术比唐代要进步许多，玉表面同样不出现那种汉代、明代才有的玻璃高光，但是玉质的温润与醇厚能有效得以表现。当然与清中期的那种蜡光效果尚有距离。

　　唐代部分玉器明显收到域外文化的影响，如胡人、飞天等;而宋代的玉器则更多的是通过中原地区的玉制作传统的回归，满足来自中原地区文化层次上的诉求与市井审美的供需。并与北方的辽金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南北风格兼容的玉文化时代。辽、金与宋的制玉匠人具有流走迁徙的特点，他们居所的不确定，直接导致了琢玉技术上的南北糅杂。所以，宋代与辽金的玉雕在构图上有明显的不同，但技法上存在很多共性。

　　在文学的创作上，从来就有所谓“唐人尚意，宋人尚理”之说，唐代无论是文学创作，还是工艺制作，处处闪烁着宋代绝无的那种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的万古豪气，反映在玉制作上的纹饰、造型，则屡见创新。除了具有域外的风格的胡人纹饰外，尚有不少花草纹饰、禽鸟动物纹饰，多出前所未有;

　　而宋代，在理学大昌的社会形态之下，掩盖着貌似太平盛世的自欺欺人。诸如文学上忽而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”，忽而“盖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”，喋喋于哲学上的翻覆，反映在玉器的制作上、技法上的创新与发展，较多的是潜心研究古制，重发思古幽情，根据典籍记载来摹制古代玉器。

　　唐代玉器是一种上层官僚社会的专有工艺品。宋代玉制作，雕件明显地出现了贴近平民喜好的造型风格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唐宋玉器的区别在鉴定上一个鲜明的区别点是刀痕的不同：唐代用刀的特点是深入轻出，入刀的力度很大，一下就能切到合适的深度，而出刀则渐次拖出。在这种用刀力量的变化中，雕件表面的刀锋可见。对这种现象,可以有多种解释,诸如上承汉八刀” 、“风格使然”等等，重要的是这种具有明确唐代工艺特征的形式，以及表现出的味道;而宋代雕刻技法是轻入轻出，了无刀锋力度可言。与唐代相比，显得很理智，不刚烈，与其归纳为“娴熟”，不如视为一种时代风格。

　　商代以前玉器的雕琢工艺，大多采用比玉硬度大的器物加水来回搓磨的方式，速度很慢，所以，玉器表面非常光滑，润泽，几乎看不见很多细小的平面，加工沟槽里面一样打磨精细，与玉器表面的包浆一致。新石器时代晚期，表面虽然沿用以前的加工方式，但工艺明显粗糙，在玉器表面可以看见很多不同的小面。

　　商代，由于使用砣具，利用解玉砂加水琢磨，速度加快，所以玉器表面会留下深浅不一、粗细不同、不规则的直线型抛光痕，特别是在圆雕动物或人物的嘴下、耳后，转折处就更加明显。西周中晚期，由于砣磨精细，所以表面及砣痕中刻划痕不是很明显。

　　到了战汉，打磨工艺更是到了顶峰，正是由于打磨的更加精细，才会出现了大量玉器上的玻璃光，这是战汉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