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石器时代，由于所用的生产工具都是由石器制成，器物的做工受到限制，器物开片大多厚薄不均匀，往往一边厚一边薄，甚至出现开片时错位的痕迹，而且造型不规整，如圆形的器物不够圆等。器物的刃部不够锋利。如玉刀、玉斧、玉铲的刃部较厚钝，钻孔往往出现上部大下部小的圆锥形，侧观孔壁边缘往往留有旋转纹。
红山文化玉器，雕琢追求神韵，体表光洁，边缘过渡自然，碾磨技术精湛，片状器物边缘较薄，似有刃，表面无玻璃光，但光泽细腻，个别器物表面有斑坑，小而深，呈密集状。
良渚文化玉器，直线纹是由笔直的阴线构成，细曲线纹是短而细的线条错落连接而成。两种不同做工的线条在同一器物上并存，就是鉴定其真伪的根据。
商朝由于对石制工具作了进一步的磨光和修整，使这些工具更加锋利和适用，特别是青铜工具的使用，使琢磨玉器的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提高，能开出比较均匀而薄的玉片。器物打眼的方法大部分均为两面对打，形成外眼大、里眼小的现象，俗称“马蹄眼”。在纹饰刻划上，商朝是三多三少，即直线条多，弯线条少;粗线条多，细线条少;短线条多，长线条少。商朝精致的器物上运用双钩拟阳线的做工刻划，就是在器物上运用双线并列的阴线条刻划，以形成一条阳线呈现，俗称双钩线或双钩拟阳线
西周玉器的做工，重视对纹饰的布局，线条渐趋繁复，以略带弧形的线条为主，较多地使用长弧线，尤其是西周中晚期纹饰的结构与雕琢方法，与商代极不相同，阴纹纹饰开始出现互相勾连，阴刻线一面磨成坡状，有斜刀的痕迹，俗称“一面坡阴线”。“一面坡阴线”是西周玉器的典型做工
春秋时代玉器的做工和前朝对比，有新的进步，更注重磨制。春秋纹饰在西周晚期出现互相勾连的基础上，出现了卷曲相连的纹饰，布局满而密，不留空白。春秋晚期出现以隐起的密集的浮雕纹，并有平面浅阴刻宽带纹。器物开片薄均匀规整，粗线条少，细线条多，且线条有毛口(即刻花纹、线条时在线条边缘留下很多刀痕)。
战国玉器刀工精细，器物边角垂直锋利，磨工精良，器物表面，尤其是阴线糟内光泽强烈。孔洞内壁匀称光滑，极少见到因工具不力而残留的制作痕迹。主要是由于铁制工具的出现和普遍使用，使琢玉工艺突飞猛进。战国玉器半浮雕、透雕盛行，对动物形象的刻划，着意于眼、牙、爪等细部特征，于细微处见奇观，极力刻划出动物的本质特征。
汉代玉器物的做工特点，善于运用阴刻线，线条豪放，没有战国时代精细，器物棱角琢磨圆滑，大件器物刻工较粗，小件器物刻工较精细，细线条的刻道有毛道和跳刀的痕迹，线条不甚连贯。穿孔器物的孔洞内壁往往不够光滑，常留有拉丝痕迹。汉代的葬玉运用“汉八刀”做工。“汉八刀”做工，不是代表整个汉代玉器的做工，而是仅指汉代“葬玉”的做工。汉代的“汉八刀”是指采用简练的线条进行刻划，运用推拓磨的雕琢技法，刀法粗犷有力，刀刀见锋，刚劲挺拔，线条无丝毫崩裂状和刀痕之迹。代表作品是玉猪、玉蝉、玉翁仲。
唐代玉器刻工精细，细线条多。特别在唐代带板上的人物，通身饰以短而密集的阴线。在动物的脚部、尾部也刻出很多的细线条，带板上采用减地法，即池面隐起做工，刻线带有绘画性。
宋元时代玉器，由于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，所以在玉器上也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。南方刻工细腻工整，北方刻工刚劲有力。但整体来说，雕刻的线条总感细弱。兽件的身上一般有上下对穿孔，且孔洞以方形为多，人物脸部的五官往往处于同一平面，且“八字眉”服饰上有浅细的“米字型”刻划。到元代刻工一般粗犷有力，器表面往往留有钻痕和铊痕，还有险刀现象出现，抛光不甚讲究。
明代玉器有了新飞跃，以扬州、苏州为中心，琢玉业开始大发展。刀工粗壮，浑厚有力，生动活泼，写生味浓厚，出现了浮雕、镂空做工，还有双层，甚至三镂雕。器物表面玻璃光泽强烈，大件器物的表面也往往留有钻痕和铊痕。
清朝玉器特别是乾隆时期，玉器工艺迅猛发展，是我国治玉史上空前繁荣时期。这时期玉器精雕细琢，形象逼真，大量巧作作品问世，刻划线条精细，磨光平滑，立体感强，花果的枝叶脉络雕刻明显，栩栩如生。镂空、半浮雕、浮雕三种雕法盛行。其中以半浮雕和浮雕为主。嘉庆以后的玉器，其雕工慢慢趋向粗糙失真和呆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