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段时间,在杭州,你可以去良渚博物院看故宫玉器展,在故宫,你可以去武英殿看良渚玉器展,深刻体会一下师兄弟跨越千年的亲密接触。那么,当良渚玉器专家和清代玉器专家坐到一起,会碰撞出什么火花?
8月30日,这两波专家坐在故宫博物院兆祥所里,开了一天的论坛,主题,就是良渚玉文化。
主办单位有四家: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、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、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、良渚博物院。
我来解释一下,头一个委员会,简称玉委会,你应该猜到了,这里头都是国内研究玉文化的顶级专家,8月2日,玉委会刚刚换届,新会长叫徐琳,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,也参与了良渚和故宫两个展览的策展工作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则是玉委会特邀学术顾问之一。
而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,今年刚刚成立。
这次论坛是玉委会换届后的第一次论坛,主题就定了良渚。
“今年考古界可以叫做良渚年,申遗成功,又是良渚文化命名60年,时间越长大家越能认识它的重要性。”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栾丰实说。
于是乎,我们良渚考古“江浙沪包邮区”的考古学家,王明达、刘斌、方向明、甘恢元等等都来了,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也打飞的来了。
(一)
“宣传部的人告诉我,关于良渚新闻的点击率超过40亿,几乎是家喻户晓。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。
他讲了近年来良渚玉器的主要发现和认识,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已经达到了1000多处,在浙江,可以说几乎全覆盖,向南的边界到达了浙南地区。
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专家就已经发现,太湖流域存在一些较大的良渚文化聚落,比如上海青浦福泉山、江苏武进寺墩等遗址,“如今,我们可以说良渚文化的疆界已经远远超出了太湖流域。”刘斌说。
2016年到2018年,常州发现的青城墩遗址,出土了良渚文化早中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,这是一处崧泽到良渚时期规格较高的重要遗址,而且从良渚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。
“这些太湖以北的沿江一线遗址中,却反而更早反射出文明的曙光。这背后极有可能关系到长江下游区域文明进程中高等级族群的流动、权力更替的形式等问题。”
他还举到了几个例子,比如在遂昌的好川文化的玉片,在山东陵阳河遗址也出土了同样的玉片;陕西神木石卯遗址出土了被切片的良渚玉琮;山西陶寺遗址的玉琮,是龙山时代的产品。
“良渚文化之后,龙山时代肯定不是落后了,是文化圈的放大、融合、交流,是一个更广的时代,怎么样才能用考古学证明它,达到对整个古史的复原,玉器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大的视角。”
浙江考古所将继续对杭州盆地1000多平方公里做拉网式的调查,包括目前正在继续发掘的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,“这是认识良渚古城为什么要造在这里的重要部分。”
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讲良渚人制玉,提到管钻的工具,很有意思:“神像的兽眼眼珠只有2-3毫米,是用什么工具刻的?大的管子,可以理解成毛竹,小的呢?”
所里做动物考古的宋姝进行了观察和测量,发现麻雀四肢骨的截面直径约在1-3毫米,而雉的截面直径约4-10毫米,以桡骨和尺骨骨干的截面直径最小,而且最接近圆形。“所以下次我买鸡,或者鹌鹑时可以暗中观察下。”
作为良渚包邮区的兄弟,南京的良渚考古学家也来了。
阿甘——某一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场,我认识了这位汇报不紧不慢的考古领队甘恢元,一上来就给大家看了很多良渚人骨架照片。江苏东台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284座,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保存骨骸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墓地。
蒋庄遗址在2011年刚被发现时,就震撼了很多人,因为它更新了我们的记忆条——过去,学界传统观点认为,良渚文化的范围以环太湖为主,向北不超过长江,但它的发现,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。
而墓地中发现无首、独臂、无掌、或身首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很多,可能与战争有关,换言之,他们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。
但有件很奇怪的事,密集恐惧症慎入的墓葬里,蒋庄良渚墓葬从良渚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,但早期几乎不见玉器,晚期大量出现玉器,但目前284座墓里,只出土了143件玉器,平均每座1.5件,随葬玉器数量并不多。比如158号墓尺寸最大,给人感觉墓主地位很高,但只随葬了2件小陶器,还很小。这就挺奇怪的。
“我想请问墓向?”阿甘刚讲完,王明达先生惯例声音高八度提问。
“东西向。”阿甘保持淡定。
“良渚墓葬几乎没有发现东西向的,都是南北向的,而离开太湖流域的良渚墓葬都不是南北向的。借用严文明先生的话,良渚文化影响了大半个中国。但不应该是出现了和良渚相似的东西,就认为是良渚墓葬。”王明达说。
阿甘的回答很有意思:“我认为他们是被良渚人征服的本地人。”
(二)
“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良渚玉器,还有那些流散欧美的良渚玉器,不太有人关注这个部分,我一直有累积。”邓淑苹女士的PPT每次都是干货,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传世玉器的专家。
果然,这个主题引起了台下一阵拍拍拍。
王明达说,全世界目前发现的良渚玉器有18000件左右,但再加上民间收藏、馆藏,估计超过2万件,甚至更多。邓淑苹介绍,台北故宫藏良渚玉器,目前有清宫旧藏43件,收购和接受捐赠44件。
而良渚玉器流散欧美的情况,邓淑苹查找了早期出版的书籍中,但大部分良渚玉器都被定为周代、汉代。
“早年欧美学者著作中,良渚玉器不是主流。”她说,比如1912年,学者洛弗氏出版的中国玉器专著中,没有真正的良渚玉器。还有学者萨尔摩尼在1938年、1952年、1963年先后出版三本颇为厚重的关于中国古玉的书。前两本书中有半圆形器、三叉形器、高琮等,但都定在周代。而1963年出版的专著中,公布了弗利尔博物馆三件玉璧上的鸟立高台符号——我们在良渚博物院的展板介绍里能看到,但当时也被认为是商代玉器。
1986、1987年反山、瑶山遗址的相继发现,给全世界传世、流散的良渚玉器找到了新的研究依据,西方的著作中有了改正。
目前她搜集到的资料来看,已知至少约200件良渚玉器分散在欧美12家博物馆,其中弗利尔博物馆藏数最多。她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发现一件良渚玉琮上有刻符,高兴地跟玉琮同框拍照。
乾隆的“良渚文创”再次引发小高潮。
一件乾隆“动过手”的玉璜,到底是不是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良渚制造,还是仿良渚玉器的“假良渚”,专家有不同的观点。
“我特别想开一个实物上手会,大家对着实物看,但在故宫肯定不行。”徐琳开了个玩笑。
“20多年前,《中国玉器全集》是我和我的师兄牟永抗一起编的,南方的玉器他负责,北方的玉器我负责,”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云希正先生有些感慨,“今天我看到,两个故宫掌握的资料非常全面和深度,和我们20年前不能同日而语。传世文物错综复杂,在古玉上改刻动手的事,有,宫里有,民间也有,我们还是应该多请教第一线的考古工作者,我觉得是对的,刘斌和方向明现在是网红,方向明对纹饰图案是权威的。”
我们虽然能在宫里看到良渚玉器和乾隆藏的良渚传世玉器同框,但对于清宫藏良渚玉器的整体情况还是不太了解,尤其是乾隆帝“下手”过的玉琮,究竟他在想什么?
徐琳给我们看了一组最新数据,为了本次展览,她重新做了统计。
故宫博物馆藏良渚文化玉器,近60件,玉器主要琮、璧、璜、环、管、锥形器、异形器等七大类。
故宫里没有一件考古出土的良渚玉器,大部分为清宫旧藏,也就是我们说的传世玉器,还有13件为上世纪50-60年代收购,其中不乏明显盘玩过的熟坑玉器。
什么意思?我们考古出土的良渚玉器主流色是鸡骨白,但我们在故宫展里看到的良渚玉器,近乎褐色甚至肉红色,这便是传世盘玩过的颜色。
玉琮最多,共16件,其中清宫旧藏11件,上世纪50-60年代收购5件。
比如这件被乾隆帝改造成插花器还加了内胆的玉琮,1924年被溥仪抵押给了盐业银行,后卖给岳彬,1959年没收。
还有这件,我曾经写过,乾隆四十三年,在琮内题了一首御制诗《咏汉玉辋头》——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,四爷把玉琮当做抬轿子的玉辋头了。这只也被溥仪偷偷带出皇宫,1948年没收回到了紫禁城。
不过,我们看题诗,其中有一句:“辋头曰汉古于汉,入土出土沧桑更。”乾隆认为这件玉琮的年代其实早于汉。到底是玉器“十级学者”,四爷还是很敏感的。而这一次,诗文和玉琮神人纹居然没有刻反,说明玉工也正确识读了玉琮花纹。
为什么乾隆一直把玉琮当做抬轿子的玉辋头——这个名字还有不同的写法,早期乾隆帝在玉器里的御题诗里多写成“ 辋头”,晚期又写成“杠头”、“扛头”。
徐琳帮四爷做了解释。
其实,这两个名字不是乾隆起的,他自己考证过,认为以前叫“辋”不对,所以他后来就“咏扛头”了。
“从明代到清代,人们对上古的琮为何物没有固定的概念,当做扛头这种认识由来已久,可能最晚从明代已是如此,乾隆只是因循旧说而已。”徐琳对故宫内务府档案中出现的这三个名字的次数做了统计,发现,“辋头”有3条,“杠头”有357条、“扛头”也有214条,一共574条。而关于玉琮的记载仅仅只有两条。
所以,清代对玉琮的真正称呼,就是“扛头”之类,给它配个华丽丽的内胆,是标配,称为“辋头瓶”。
徐琳还查到一件玉琮,还有黄条记载:嘉庆十一年二月,“玉杠头痰盂”,好的,这只玉琮被改制成了痰盂……